吴俣踏出了宿舍，成为了最早唤醒这座城市的那一批人中的一位。衡水中学，一所离清北只有300公里的中学，在这样一所“追求卓越”的学校中★★◆◆★，吴俣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已经深刻践行这句校训两年了，如今第三年也是最重要的一年，她离那扇门也越来越近了。

　　这是李安然已经在北京■■“漂◆★◆★”的第八个年头，她终于在这一年选择于固安定居★■◆★★，自此开启自己的双城生活。

　　依靠着宿舍走廊上和校园中的微弱灯光★■◆◆◆，吴俣身披夜色，随着其他学生一起进入操场，快速找到了自己的班级，和同学们简单地打招呼之后便开始了今天的第一堂课——早操。之后就是大声朗读的早读课，她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从高一入学开始就是这样了，这种作息就像是齿轮一样被打在他的身躯中★◆，成为了她身躯运转的一部分■◆。

　　在北京的第十六个年头，李安然仍过着双城生活★★◆，但至少已经有了在北京打拼的喘息的机会★★。“我不会回去”★■★，李安然说，“这里压力很大◆■◆★★，但是总有机会。留在这里■◆，对自己对家里都是好的★◆★■■■。”对于未来，她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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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的固安■■◆★★，被称为★★“京南明珠”■◆。在2016年，固安还正处于新兴发展阶段■★，地理位置优越★■★◆■，毗邻京南，再加上地铁线路的兴修，固安逐渐成为新的购房热土◆★，很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都选择在此扎根，以抓住留京的机会■◆。

　　又是新的一周的早晨，虽说是早晨■★■■■，但若只是把目光投向窗外，没人会意识到这是早上，五点半■◆，天还没亮■■◆◆■◆，整座城市都仍在沉睡，如果楼宇是有灵魂★◆■■★◆，那么它们一定会好奇是谁来唤醒这座城市★★■◆★。

　　时间回到现在，二十一世纪已过去数十年，陈江基本上成为了一名月光族，广州市2014年职工平均收入是5808元，但是珠三角地区大部分的制造型企业都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人的基本工资，如2014年广州是1550元，东莞是1310元◆★■◆■，每月连加班费在内的陈江可以拿到2000多元■◆◆★★◆。陈江每月租房平摊200元◆★，吃饭500元左右，如果工厂有补贴的话可以省下一些。但是下班后吃夜宵对他们来说是必须的，一是因为加班后的确很累很饿，二是生活实在太无聊■◆★。在此期间，陈华辉在老家盖了一幢三层楼房，用了夫妻两人打工20多年的全部积蓄★■◆■。这个房子基本上是闲置的★◆，但是如果没有房子，他们什么也没有，即便如此陈江还是经常抱怨他们不该盖这个楼★■■◆，陈江希望自己能在成立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虽然工厂离父母家也并不远，但陈江也不喜欢回家住，因为不◆★★★■■“自由”。

　　陈江的出生让父亲知道了日子只过好自己的是不够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厂里举办了一次参观活动，对位于广州的工作车间进行了参观，正是这次进城★◆◆★，让他看到了城市的可能性，原本性格大大咧咧的陈华辉自从上了火车之后，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在车站他像个孩子一样不知所措■★★■★，不知道检票■◆，不知道站台号，上车后看着满车厢奇装异服的陌生人，他开始变得腼腆（可能是因为平时都是跟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他低头看向自己的有些年头的厂服，有些不好意思。就这样，他进了城★★■，随后被钢铁丛林夺了神，等再回过神来，他已经回到了村里的家中◆★■，并和妻子做了个决定◆■■：“我们要让儿子当城里人。”

　　2008年，还在研三实习期的李安然独自来到北京打拼。刚到北京的时候，她的日子过的非常辛苦。 第一份工作是策划◆◆★，月薪刚过2000元——勉强支持日常开销，若再加上住宿费，就会入不敷出◆★。因此她只能临时在亲戚的美容店里借宿一段日子，每晚她都睡在美容床上★◆，每天早上开张以前就走，小店打烊以后才回来。因为害怕店里的生意受到影响◆■■★，李安然每次走之前都会把美容床收拾得干干净净。

　　自由对于陈江来说不是一种心理状态★★，更是一种身体状态，数年来，他换了无数个工作岗位，但没有一处岗位让他满意■◆◆■，这种不满他更加没有耐心沉下心来工作■★■◆，跳槽的间隔越来越短，这种不满也逐渐从对工厂管理扩散到对自己及家庭的这种漂泊状态的不满。

　　为了能离工作的公司近一些，她最先考虑的地点是离东三环更近的通州和燕郊。但当时燕郊房市火热■◆、房价猛涨，而且那里交通拥挤、出行很不便，李安然最终还是望而却步。多方考虑后，固安一处尚处于前期开发阶段的新社区最终成为了她的目标◆◆◆■■◆。虽然那时候京南的位置荒凉又落后，但是首都第二国际机场（2018年9月起称大兴机场）就要开工了，等机场建好了，周边配套的交通也就得到了发展■■◆★■，交通会变得越来越便利，人就会越来越多，周边人多了，房子也就有了升值空间，并且也有经济学专家表示■★■★，大兴机场有望在2025年实现7200万客流量吞吐，再加上未来在大兴周边区域的建设，市政设施、生态环境都将会为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助力，固安和廊坊等京南地区都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李安然这样考虑。“选择这里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这里的房价我能承受◆■。”虽然李安然有作为河北人的贷款优惠，但还是花光了自己全部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钱，才凑够了首付，贷款买了一套小三居。那时候房子还没交付，她就在通州另外租了间房，同时负担房租和房贷■◆◆■◆★。

　　二十一世纪■◆■，每个人都在漂，人们总是有着“我有明确的目的★★■■◆”的错觉，并带着这种错觉过着过度积极的日子。一方面◆◆■■■，人们在为了某样东西积极奋斗时，模糊了“这是我需要的”和■◆◆■“这是我适合的”的界限◆◆★■★◆。另一方面，在这个充满理性主义的时代，人们总是不自觉地从每个个别性事件上寻找普遍化原则◆◆★★，或者说贴标签◆■★，特别是出现在人群的划分上★■◆■◆■，如今“打工人”一词可以指代所有上班族◆★◆■◆◆，这个词拉近了所有努力工作的人，试图消解不同岗位之间的歧视■◆★■◆■，但也产生了问题，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相对剥夺感，其忽略了人们工作性质和工作收益的差距，最直接的想法就是：“我们都是打工人★◆★，为什么他赚的比我多？”正是因为在功绩社会，手段是自由的，人们一旦看到了可能性，当目前手段无法达到目的时，就可能“不择手段”。如今人们总是在漂泊◆■◆，却忘记了漂的只是手段◆■，泊才是目的：吴俣过于看重高考★★★，以至于忘记了高考是为了提供一个更好的学习平台，高考并不是目的；陈江和李安然过于看重城市的机会◆★◆，把留在城市看成了目的，但城市只是手段。

　　清晨，初秋微冷，少有人声，社区静谧。车站内却已经挤满了睡眼惺忪的人■◆★★。李安然站在人群里，张望着来车的方向★■★★★■，不时看向手机，心中不断盘算着是否来得及到公司参加9点的会议。固安专线车次很多，但依然无法满足十分庞大的客流量对线路的要求。经过一番奋力“挣扎■★”，李安然好不容易才挤上第二趟车。正如过去大多数时候一样，她总是被卡在人缝之中，就像鱼在缺氧的鱼缸中，只能在空隙里奋力把头探出呼吸■■◆◆★★。

　　陈江，一位20出头的小伙子，祖籍广东◆◆★★■■。其父母也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因此他也成为一位十分符合世俗定义的“农民工二代■◆◆”，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甚至有点反感媒体这个称谓，他认为现在农民工总是被人们贴上“没读书”★■★■“素质低”“肮脏”的标签■■◆★■◆。为此◆★◆★■，陈江一直在试图摆脱自己的农民工身份，试图融入城市，成为“市民■★■★★”。这是陈江的自己的期望，也是其家人的期望，尤其是其父亲陈华辉。

　　如果遇到亲戚家的美容店里有培训老师来，那小小的美容店里就会更加狭小拥挤■◆★◆■，无处落脚。这个时候亲戚会邀请她到家里去住，为减少亲戚的压力★★■◆，也不给人添麻烦★★，李安然会谎称自己去同事家住，实际上她是回公司，在公司的沙发上凑合一下★■★◆。公司举办活动时候，她就主动申请到搭建场地的现场★◆★■，做监督工作。即使是在酷暑难耐的日子里■■◆★◆，李安然也会站在写字楼的广场上监督工人工作■★■◆，彻夜不眠，一直到次日清晨★■★★◆★。等到老人们都精神饱满地出来锻炼，搭建工作才宣告结束，李安然才得以休息。◆◆■◆“其实◆■◆■★◆，困了哪还有什么那么多讲究，不管在哪里躺下都能睡得很香。”

　　“那时候没想过买房，对我来说能租套房子就已经很不错了。”转正一年后★★，李安然和同事才终于在陶然亭以每人每月1000元的房费合租了一套房，后来室友离职后搬走了★◆◆■★◆，李安然也换了工作■★◆，于是她就单独租了一间房。清扫公共区域和自己用的区域会花上很多时间，但为了保持干净整洁■■◆★，这些时间是必要的。“为了减少日后搬家的麻烦，往往就是看到了自己喜欢的物件，也只能压住搬回家的欲望了◆★。”李安然说■■，租的房子不能任意装点，只能在心里浅浅幻想一下◆★◆■。

　　高考制度无疑是最公平的人才评判机制，正是因为它足够平等一视同仁，所以不可避免带有着“规训”的色彩，所有学生必须按照它所预设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完人生的前一小部分，但是它却影响着人生后面很大一部分。对此它又不可避免沾上了“功绩■■”的色彩。在功绩的诱惑下◆◆■★★★，每个学生都为了自己，把自己的一切都压在了那扇门后，没有人敢停下来，所有人都向着它漂去★■★■■★，有人主动划桨，有人随波逐流■◆。

　　二十一世纪社会发展的越快，人们越需要停下来沉思，思考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

　　李安然终于搬进了属于自己的家。这一次，她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布置小家了■■★，装饰和家具全部由她个人操办。尽管在固安的家距离公司还有很远的距离，但她终于第一次有了在北京“扎根”的感觉——“我有自己的窝，哪怕失业，也不再担心◆■，也不再有★★◆‘漂◆■◆★■’的感觉了◆◆◆■■■。”李安然十分兴奋★◆★。

　　每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陈江总是这般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他也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他能不能选择回去，而是他没法再回去了，他不熟悉老家的生活了，老家也没有工作机会，没有朋友■◆■★★★，没有可以玩的地方，甚至作为农民他不会种田。他选择戴在城市打工，是因为城市给他带来很多的幻想，他觉得在城市是充满可能性的，即使他现在还没有抓住那个可能性，但他仍为自己在城市中能有一片立足之地而感到欣慰。

　　每次进北京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逐一安检★★，等车到了天宫院地铁站的时候，已经距离出发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这还只是完成了第一步◆■★◆★■，等上了地铁，李安然还要辗转三条地铁线才能到公司。上下地铁每次都像是在逃命★■◆◆，拼了命向外跑，拼了命向里进◆◆。她在地铁上的时候，是从来不接电话的★■★■，因为被挤在人群中，根本就没办法掏出手机，并且极端天气下情况只会更糟糕★■◆◆★。李安然比平时更早出门，可往往10点还没有到公司。“我也经常问自己，难道要一直都这么过吗？那时候真的挺绝望的！”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年《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对于陈华辉来说，他那一辈高考落榜进厂工作的人数不胜数■◆★，甚至能参加高考的都没几个。对他们来说，工厂就是他们的一切，工厂的工作关系就是他们的交际关系。他们是规训社会下的一颗又一颗的螺丝钉◆◆，也是二十世纪末我国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虽然生活很单调◆★，但陈华辉并没觉得很枯燥，对他来说每天下班和工友打牌★■★◆■，偶尔参加一下厂里举办的活动，打打球，发了工资就和工友吃一顿好的，就是最幸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们没有智能手机和电脑，对外部信息的获取能力很差，因此陈华辉并不知道所谓城市是什么样，所谓城里人过得好究竟是多好，因此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知足常乐是常态，并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正是因为自己和老婆都被■◆◆★★■“规训■◆”在这小小的厂子中■★■，不会因为旁边的人突然赚钱了产生羡慕或嫉妒，所以也不会觉得现在的生活有什么不好——直到他有了个孩子。

　　她并没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她并没有觉得或者认为她处于一种过度的积极性之中■■■，因为为自己的未来奋斗从来不存在◆◆■★◆“过度”这一说法，她只觉得一切都是明确的，有着明确的作息、明确的学习任务、明确的考试目标★★◆■★。她从未觉得自己迷茫，自身的每一片齿轮都在精密的运转着。

　　陈江的娱乐方式就是玩手机，这几乎是他们全部的工余生活，陈江使用国产智能手机，听着流行歌曲★■★★★，走在路上放着很高的音量，上班时也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经常为使用手机的事与管理层发生冲突。所有的工厂都规定不准在宿舍打牌赌钱◆★■，但事实上所有的宿舍都在赌钱，特别是发工资的那几天，赚了钱就一起去吃夜宵，有的工人两三天就输光了钱，整月都要靠借钱度日。人总是在网络上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手机显示屏中发出五彩缤纷的光亮与陈江昏暗阴沉的宿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一边越来越觉得是城市没有给他更好的待遇反而是更多的歧视◆■★，一边却又越来越觉得城市的生活很多彩迷人。或许陈江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其实他现在的生活和过去父亲的生活并无不同，家人有时候也劝说陈江回村里来★★★■◆■，说现在有补贴，国家也在推进农村改造，回来陪陪家人也没什么不好的◆■◆，但总是被陈江拒绝了★■，在他看来，让自己成为一个市民而非农民，才是二十一世纪的“真理”★■■★。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在此之下，人们也不再成为“驯化◆◆★★”主体，而是“功绩主体”。社会越来越摆脱否定性，从“法无规定不可为”转向◆■■★★“法无禁止皆可为”★■，不断升级的去管制化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是越来越自由的，一切且有可能◆★◆，人们不断向往着自由，不断漂泊■◆◆，但是在“漂”过程中◆◆◆■，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逐渐失去了“泊”的能力，即逐渐丧失了悠闲沉思的能力，若不尽快脱离，人或许终将终结于这盲目的积极性中。不论是衡中学生吴俣■★■■★★、还是不会种地的农民陈江◆★★、抑或是永远在路上的李安然◆◆◆，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缩影——漂泊★■◆。

　　李安然也在2016年选择加入了定居大军，从此每日往返于北京和固安之间◆★★，日日如此。每日从固安的小家到公司的车程就要花费6个多小时◆◆◆■★，为了能够继续留在北京，这似乎也是最好的办法了。为了扎根北京，李安然还要继续坚持，哪怕舟车劳顿、奔波匆忙。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在他们眼里，也比回乡好了太多。

　　“心里十分羡慕在北京有家的人，在这里我心里总是会有种漂泊感和不安全感，特别想有自己的家★★◆◆■◆。”说到安家◆■◆◆★，李安然两眼放光，“后来收入增加了一些，积攒了一些积蓄，我终于能付诸实践了！”

　　美容店也没有什么休息日，而且节假日客人也更多起来，这时候李安然就更没有容身之处了◆◆★★■。在她的记忆里■■◆，每逢节假日★★◆★◆，家在北京的同事都会高高兴兴回家团聚，或者全家一起出游◆■★，而对于独自在北京打拼的她来说，上班至少还有事情忙碌，下班后漫无目的无处可去才是最困扰她的。有时候她会选择去商场闲逛，但那时候收入也少■■◆★★★，就连每次去星巴克里坐坐都会感到罪恶■★，因此窝在商场的免费休息区里看书是那个时候她最喜欢做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好好读书，这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是为了报答父母报答老师”，尽管这个读书过程在外人看来过于机械化功利化，但她并不觉得这是在泯灭学生的人性和创造力，这只是这个制度下的必然■★★■■。实际上，里面的学生也根本没有精力去关注外部的舆论，尽管人们这个学校贴上了不好的标签★◆◆，但他们并不介意★■◆◆★，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命运斗争，这本身是一件很伟大的事，为何要被冠以■◆★◆“功利★★◆■”？而且学习知识本身就不是可以用★◆★◆■★“功利◆★★”来做衡量的。他们为了改变自己命运，把一切都压在了高考上，因此清北也成了一种象征，所有的美好的未来和人生宝藏都被浓缩在这两个字之后◆◆◆■，并藏在了那扇名为“高考★◆”的门后。

　　光是每天从自己的小窝赶到单位的通勤时间就占据了一天的四分之一，往往单程就会花上三个多小时。她身边的人也不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坚持★◆◆■★◆，家人也希望她能轻松一些◆◆。妈妈也总是劝她在公司附近租房子◆★■。■◆“她总是担心我睡眠不够★◆，休息不足，路上不安全这些——但我觉得自己还要继续支撑下去◆◆■★■。★★”李安然笑着说。